三、“反自由”的海外贸易

  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，西方各国的海外贸易飞速发展，成为其近代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。欧洲近代报刊的最初的诞生地，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国际港口城市或商业金融中心的城市，如威尼斯、佛罗伦萨等。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催生新闻报刊的最初动力，而海外贸易制造出的繁荣城市，则为新闻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。

反观中国，尽管在明初其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可算头号强国，在永乐年间也出现了上千人的海外贸易团来京的盛况，但几乎整个明代，海外贸易都是“非自由”的。明太祖曾谕令民间“片板不许下海”，只允许官方严格管制、有来无往的“朝贡贸易”，其政治、外交色彩重于经济色彩，基本是得不偿失的赔本买卖；到明代中叶，沿海从事贸易活动的百姓“视波涛为阡陌，倚帆樯为耒耜”，民间贸易的势头渐渐压过了“朝贡贸易”，早期的外番货品免税政策（这是明太祖最初定的政策，他对一名奏请收取关税的大臣说，抽什么税？大国不贪小利，让那些番夷看看我们大国的气度吧！这和我们当年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）也逐步改为按例抽分；隆庆、万历开海以后，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，诸般限制也已放松，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。但外商必须通过官设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，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贸易，因此仍然是由政府垄断控制的“非自由”贸易。（十九）

 清朝海禁从入关之初即始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更全面实行“迁海”，从是年起到康熙初，在北起直隶、山东，南到广东的沿海各省“坚壁清野”，将沿海一带的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，“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，寸板不许下海。凡溪河桩栅，货物不许越界，时刻了望，违者死无赦”（二十）。此后二十余年间，中外商业交往几乎完全断绝，海禁之彻底远超明代。

 海禁，特别是强迫“迁海”制造无人区的政策不仅窒息了正常的海外贸易，更使沿海各省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，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，同时也极大影响政府的税收，当然不可能长久。1684年，康熙以开海既“于闽粤边海生民有益”，又可“充闽粤兵饷，以免腹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”，下令准许人民出海贸易，首先在福建厦门，继之在广州、宁波、松江等地，分别设立了闽、粤、浙、江4海关与外国通商（二十一） 。

好景不长，“十全老人”乾隆认为：“国家绥远通商……积久留内者益众，海滨要地，殊非防微杜渐之道”。（二十二）于是在1757年冬宣布实行广州一口通商政策：自翌年起西洋商船“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”（二十三） 。由沿海多口通商改变为广州一口通商，康熙时期开放的大门又只关到只剩了一条缝，这一政策，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西方的坚舰利炮轰碎。

即使对一口通商的广州而言，也决非自由贸易，仍然是由官商性质的十三行垄断。著名经济史学家贾植芳在论述十三行性质时曾说：“……行商由于功果钱而取得管理贸易代行权的纹章，就是官位。结果，由于收买官位，行商始得开始为行商……所谓‘官商合一’，宁为必然”。贾先生并且根据十三行把持者糜烂奢侈的生活（比如潘仕成，为自己几十个姬妾专门造一大楼，窗壁都是玻璃，彼此不得容奸，而他自己别住一处，夜间则按号码牌呼姬妾陪夜。他没落之后，豪宅因为太值钱，没人一下子拿得出钱来买，而首开分股售卖的先河），将这批富豪，也是整个明清富豪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精神，归结为“透彻的享乐的消费的”，而与近代资本主义的精神——以追求合法利润为天职，但通过节制以获得“神的光荣”——背道而驰。（二十四）

“反自由”的贸易倾向，注定只能生产出躺在玻璃楼里搂抱姬妾的封建富豪，而不能生产出有“自由”、“平等”、“节制”等观念的近代资本家，只能生产出与雇农身份类似的雇工，而生产不出可以自由交换脑力、劳力或商品的市民，使整个社会缺少对自由交易信息，自由时事信息的需求，成为新闻报刊的又一个死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四、王朝管制

  中国对出版的管制历朝都很严格，在明清两朝也不例外，尤以清代为盛。

  在明初，朱元璋就开了个坏头，别人奉承他是“天生圣人”，他偏要认为是影射其做过“僧人”，“光”字也用不得，因为那和“秃头”的意思一样，“则”字也用不得，因为那是“贼”的谐音。将“圣”、“光”字“则”三共用在贺表中的杭州教授徐一夔自然被问个腰斩。（他惹祸的那句话是“光天之下，天生圣人，为世作则”）（三十）好在朱元璋只是从奏章表疏中找茬，只算“表笺之祸”，并没有演变为一种系统禁锢图书的做法。总的说来，明代对图书出版的管制相对比较宽松。（比如整个明代正式禁毁的小说只有《剪灯新话》一种，理由是无根之谈，蛊惑人心。）（二十五）

   明代朝廷更重视的是对邸报的限禁。《明会典》中规定“探听抚按题奏副封传报消息者，缉事衙门巡城御使访拿究问，斩首示众”。，《明史·王应熊》传中也说“非奉旨，邸报不得传抄”。而天启以后，由于边患日甚，对邸报的控制更加严密了。“凡涉边事，邸报一概不敢抄传，满城人皆以边事为讳”。（二十六）

  同期而言，欧洲对出版的管制还带着中世纪的阴风，不能说就比明朝政府更宽松。1569年红衣主教会议上罗马教皇庇佑五世严厉指责手抄报纸诋毁教廷，几天后一名记者被处绞刑。1572年教皇发布“谕旨”，查禁手抄报纸，严惩新闻记者。1587年，又一名记者被断手、拔舌后吊死。（二十七）

  问题在于，接下来中国和欧洲是按照哪种轨迹在发展。1644年，英国作家弥尔顿发表了《论出版自由》，从而引发了围绕“言论自由”与“新闻自由”的持续斗争，最终实现了新闻意识与价值观念的启蒙。直到今天，听听弥尔顿坚如金石的话语依然激荡人心：“人类的言论与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，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”，“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，破坏了一个上帝造的像；杀书则是扼杀理性本身，破坏了瞳孔中上帝的圣像”。（二十八）。而随后的一、二百年间，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知识税、诽谤法、出版检查制度等等，最终迎来了大众报纸的黄金时代。

  但在中国，1644年崇祯吊死在煤山上，清朝入主中原，汉族知识分子在乱世中噤若寒蝉，谁还能去发表《论出版自由》一类的自寻死路的文章？即便多数知识分子已经噤若寒蝉了，清朝还是展开了一系列的罗网深密的文字狱，到乾隆达到顶峰，嘉道之后才渐渐松弛。在禁毁图书的“成就”上，清朝创造了世界记录，也远超中国史上所谓图书的“五厄”，陈登原先生在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一书中有详尽的评述。

不止禁毁图书，清代的报禁也异常苛繁。谕旨和臣章奏哪些应抄发，哪些不应抄发，竟然往往需要皇帝作最后的决定。如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公布的“各省提塘除传递公文本章并奉旨科抄事件外，其余一应小抄，概行禁止”；雍正六年（1728）公布的“未经御览批发之本章，一概严禁，不许刊刻传播”；乾隆十一年（1746）公布的“直隶、江南、浙江等省在京提塘，将不发之事件，钞寄该督抚等，似此行私报密，甚为浅陋，传谕申饬”等，都是为了限制小报的刊布与发行。而在嘉庆十五年（1810年），清廷还特地颁布了禁止外国人印书和传教的谕旨。（二十九）

明清王朝对出版自由的管制，实际上显现了对言论与新闻的恐惧，对国外来华者的禁令，又显示着对外部世界与文化的逃避。这一切，都成为了新闻报纸的天生死敌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蛇足

  在明清的4、500年间，与欧洲相比，中国的报刊发展是如此迟缓，就像一台中了蠕虫病毒的计算机，你看不到病毒的破坏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但你就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慢，直到最后无法操作任何程序。漂亮但不符合近代精神的雕版印刷术，好古忘今的社会习气，反自由的贸易传统，加上王朝对新闻出版的严密管制，就是隐藏在历史硬盘中的蠕虫病毒，它们默默地牢牢地扎根在系统之中，最终使中国近代报刊晚出欧洲两百年之久。

参考书目

（一）   唐振常：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·唐振常卷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99 年。

（二）   马克思·韦伯：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三联书店，1987年。

（三）   张隆栋、傅显明：《外国新闻事业简编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85年。

（四）   方汉奇主编：《中国新闻传播史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5年。

（五）   郑振铎：《西谛书话》，三联书店，1998年。

（六）   同（四）

（七）   袁军，哈艳秋：《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》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，1996年。

（八）   董进泉：《黑暗与愚昧的守护神——宗教裁判所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。

（九）   缪咏禾：《明代出版史稿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， 2000年。

（十）   张秀民：《中国印刷史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。

（十一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余嘉锡：《论学杂著》，中华书局，1963年。

（十二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李致忠：《历代刻书考述》巴蜀书社1990年。

（十三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清)石韫玉等：《苏州府志》，道光四年刊行，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，1970年。

（十四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[加]卜正民：《纵乐的诱惑——明代的商业与文化》，三联书店，2004年。

（十五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明）兰陵笑笑生：《金瓶梅》，齐鲁书社，1993年。

（十六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陈汝衡：《说书史话》，作家出版社，1958年。

（十七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（清）钱曾：《读书敏求记》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4年。

（十八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梁启超：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
（十九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李洵：《明史食货志校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。

（二十）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清圣祖实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。

（二十一）       同上条

（二十二）       赵之恒等主编：《清高宗圣训》，北京燕山出版，1998年。

（二十三）       《清高宗实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。

（二十四）       贾植芳：《近代中国经济社会》，棠棣出版社，1949年。

（二十五）       （清）赵翼《二十二史札记校证》，中华书局，2001年。

（二十六）       同（四）

（二十七）       同（三）

（二十八）       [英]弥尔顿《论出版自由》，商务印书馆，1982年。

（二十九）       张静庐辑注：《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