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近代报纸为何晚出欧洲200年？

 宋石男

“中国报业史的作者们，论述国内报业兴起，往往夸古以饰今，把报纸的起源作无限制的延伸，事涉荒诞，人莫我信。且勿论“宫门抄”、“邸报”之非中国报纸祖先，即使晚近……中国人起而自办了大量的印刷物，或称作“报”……其实质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报纸(新闻纸)……中国之有报纸，远较西方历史为短”。这段老实而不客气的评论，发自著名的报人、学者唐振常先生。（一）

无独有偶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·韦伯也说：“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，但专为印刷而设计、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可能制成的印刷品，特别是报纸和期刊，最早仅出现于西方。”（二）

我个人，也一直反感诸如拿《开元杂报》早于欧洲800年以寻找“民族自豪感”的做法，而只能承认，严格意义上的报纸（新闻纸），中国晚于欧洲200多年。何谓严格意义上的报纸？无非三个特征：主要刊登新闻信息、定期出版公开发行、允许发布合法广告。

通常学界认为，世界上最早的报纸诞生在17世纪初。如荷兰的安特卫普的《新闻报》（1609年）、德国的《通告报》（1609年）、英国的《每周新闻》（1621年），以及法国的《报纸》（1631年）。（三）

在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教科书里，尽管不少喜欢用相当篇幅去渲染历朝的邸报，但大多也不得不承认，中国近代报刊起源，最早不能超过19世纪，若以西人来华办报而言，最早是1822年的《蜜蜂华报》，这点没有什么分歧。若以国人办报，则多数学者认为是王韬1874年创办的《循环日报》，也有少数学者认为，是更早的1858年的《中外新报》。（四）

   但不论以哪份报纸为开端，中国近代报纸的发轫，均晚出西方（主要指欧洲）200多年。

   那么，为什么一个最早发明印刷术，有长期的邸报体系，很早就具备“处士横议”（舆论监督）传统的国度，一个崇拜文字几乎到巫术地步的国度，一个历朝历代知识分子都多到用不完只好拿来迫害的文明大邦，却在新闻事业上晚于西方如此之久？

   笔者曾查阅了大量的新闻教科书和相关论文，遗憾的是，几乎千篇一律地都用“资本主义萌芽的不开花结果”，或者“封建王朝对新闻自由的专制扼杀”两条理由轻轻带过，而没有进行更细致深入的分析。事实上，这两条理由都成立，西方传统新闻史学家，也一向认为：自由市场与法律基础是催生近代报纸的最主要条件。拿这两条来套中国的明清史，自然百发百中。

  但是，我们不应满足于这种简单的，好象做广播操一样的落入套路的分析。在这篇文章里，笔者试图从出版技术、社会风气、海外贸易及朝廷管制几方面去寻找蛛丝马迹，以给出尽可能有些新意的结论。

一、   雕版印刷术的瓶颈效应

  明清两代刻书之盛，历来为学者称道。明代福建的建阳地区，更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民间出版集团，商业性书坊达数百家，持续4、500多年，世代经营，品种多样，初步具备了“文化产业”的模样。

在明代出版业极发达的情况下，甚至出现了“疑似杂志”的出版物，如《朱翼》、《万锦情林》、《国色天香》等，郑振铎将之称为“通俗类书”。内容以戏文、小说为主，也刊登一些时事杂文，新潮言论，比如《朱翼》，甚至介绍过利玛窦的新学说。遗憾的是，这些“疑似杂志”没有定期出版，只是用一个书名，不断“增补”，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的杂志。（五）

 在“疑似杂志”出现的同期，1580年，一份名为《急救报》的“疑似报纸”出现了，它也是现在保留下的唯一一份明代“报纸”原件。和当时几乎所有的出版物一样，《急救报》同样使用的是雕版印刷，共六页，正文主要是刊出当时“吏部急选官员”的大名单。从装帧、版式和内容看，没有脱出传统邸报的范围。（六）

 而在整个清代，“疑似报纸”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六科的官报“科抄”、提塘报房的“小报”，民间报房的“京报”，地方出版的“辕门抄”等等，各有一定的读者群。但在19世纪以前，这些“疑似报纸”从内容到形式，仍然只是“邸报”的格调，最终没有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报刊。（七）仅从技术角度看，雕版印刷术是最大的瓶颈。

自15世纪中叶德国人古登堡发明全套金属活字印刷系统以来，西方出版界就广泛应用此种技术，1448－1450年，欧洲246个城市建立了1099个印刷所，印刷了4万种共1200万册书。（八）它的特点是成本低廉，印刷迅捷，完全符合现代报刊的出版要求。而在中国，一直到晚清，活字印刷却始终没能进入主流，精美但费时费钱的雕版印刷，始终占据强势地位。

要用雕版技术来印刷现代报纸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首先，雕版费时，在明清时代，一名刻工雕一部12万字的书籍，需要500个工作日！如果是应用同时期的活字摆放技术，则只需要10天！在明人郑济的一篇跋文中可以看到雕版印刷的低下工效：

 “……以字计之，12万2000有奇，于是命刊工10人锓梓以传，自今年夏5月17日起手，至7月9日毕工，凡历52日……”（九）

 其次，雕版印刷物费钱，比如有记载的一部明代大众读物《新镌陈眉公批评春秋列国志》，1000多页，就要纹银一两，而当时一两银子可买白米4石（240公斤）！（十）按此比例，一份数十页的“雕版印刷日报”，至少接近1钱银子，也可以买24公斤的白米了，普通市民阶层，肯定是不太乐意购买的。而在欧洲报纸的萌芽阶段，应用金属活字印刷的一份报纸，定价不过1个铜板左右。18世纪前后诞生的，在大众传播史上有特出地位的“廉价报纸”，有些定价仅为1分钱。报纸只有依靠低廉的定价，才可能吸引广大的市民，成为大众媒体，而不再仅仅是士大夫的读物。就此点而言，雕版印刷可谓输在起跑线上。

另外还值得指出的两个毛病，一是雕版印刷物的狭小文字容量。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，每页不过一百多字，比如四库全书，每页仅为182字（十一）。对于追求信息含量，讲究内容厚实的近现代报纸而言，若用雕版印刷出版报纸，那简直是如同派小脚女人参加奥运会100米赛跑。二是雕版印刷对于新闻刊物存在“过期作废”的问题。一般来说，书刊的雕版可以用同一个底版多次印刷或采用修补、递修底版的方法重复印刷，但对于时效即生命的新闻报刊来说，雕刻的底版显然无法重复使用，对刻工而言将会极大浪费。

 只有以活字技术为基础近现代印刷技术才能支持近代报刊的印刷。的我们当然还记得，一直以来不少教科书都喜欢鼓吹，世界上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是《梦溪笔谈》中记录的布衣毕升。但是，由于士大夫的雕版审美情结及活字技术改良实践的匮乏，从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到19世纪近代活字印刷术从西方再度传入中国的八、九百年中，活字印刷的书籍不到雕版的百分之一。

应当承认，活字印刷偶尔也有一两个突破，荡漾些波澜，但旋即便成死水。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主编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首次大规模应用铜活字印刷，若干年后大量铜活字就被看守者偷去变卖了，最后只好通通融了拿去铸钱。到了乾隆年间，金简主持印刷著名的木活字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》，他死后，25万个木活字也大半给宫廷人拿去烤火用了。而在民间，活字印刷最多的用途却是乡下人印《家谱》。（十二）

在这种情形下，中国人只有等到19世纪之后，西方的近代铅印、石印、照相印刷等技术及相关设备的陆续输入，才能摆脱新闻报刊的先天敌人——雕版印刷术，从而开始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事业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二、“反新闻”的社会习气

   初一看，明代的社会土壤似乎将要孕育近代新闻报刊。自明代中叶以降，商业化速度加剧，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，“城乡一体化”的同时，催生了数量不小的有闲暇的市民阶层。一部地方志曾记载晚明的苏州府“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，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，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”。（十三）。在以《金瓶梅》、《三言二拍》为代表的市民小说中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明代市民娱乐、休闲的记载。而以李贽为代表的市民狂叛思想者的心跳与呼喊，似乎也暗合着明代消费社会的内在脉搏，那就是打开枷锁，尽情去享受思想与肉身上的自由。

在不少学者的眼里，明代的市民社会是“纵欲”的，“放肆”的，虽然有点缺乏自我约束，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“自由时代”。（十四）

但这“自由”，只是对有足够权力和购买力的阶层而言，走向极端即制造出如西门庆般的“两足兽”。西门庆的“自由观”可在对吴月娘的一番话中尽显：“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，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，就便强奸了嫦娥，和奸了织女，拐了许飞琼，盗了西王母的女儿，也不灭我泼天富贵！”（十五）这种以金钱为基础的“自由观”，与西方同期以“人性解放”为基础的自由观，显然是悖反的，与新闻的本质也是格格不入的。

 即使不走极端，这种“自由”也只能制造出在休闲娱乐中麻木不仁的“群氓”。于是，各种或许称得上是“新闻替代品”的娱乐方式风行天下：小说、讲史、评话、词话、陶真、弹词、宝卷……在明代市民的日常生活里，说书人和戏子成为了最佳的“信息传播者”，普通市民大多数历史常识、时事消息，都来自说书场和刊行的戏文小说里面。（十六）

清初藏书家钱曾在笔记中曾提到：“……三保下西洋委巷流传甚广，内府之戏剧，看场之平话，子虚亡是，皆俗语流为丹青耳”。这是明代民间新闻传播的途径主要依靠日常的娱乐方式，如看戏听说书等等的一个有力证据。（十七）

 然而，小说、弹词和戏文的“子虚亡是”，恰恰是新闻最大的敌人，毕竟新闻的本质之一就是“真实性”。因此，一个热衷于戏文、小说、弹词的社会，一个依靠“子虚亡是”的手段来进行时事传播的社会，也就不能不说是“反新闻”的。

对昨日的追忆与向往超过对现实世界的关注，是“反新闻”的另一个特征。在明代，刊行的长篇章回小说（比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），口头流传的说书（如说岳、说五代、说三分等等），大部分都取材于历史题材（《金瓶梅》是一大例外），当时的大多数市民，即使不算“厚古薄今”，但至少也是“好古忘今”。而这种好思高古而冷漠现实的社会习气，是新闻的又一大敌人。

到了清代，由于清初文字狱的盛行，四库全书的“诱奸”，乾嘉学派的出现，朴学经学盛行，“复古”的习气被放到最大。用2万字来为一句经书上的话做注解，甚至被认为是值得的和应当推许的。十几部古老得长白胡子的书垄断了无数读书人的大脑，而四库全书的开馆则让相当数量的精英从此耽溺于烦琐的校注，而不再注目书斋外的现世。在这种时候，新闻被驱逐到了最偏僻的角落。

梁启超对此有简单而清晰的描述：“综观（清）二百余年之学史，……一言蔽之曰“以复古为解放”。第一步，复宋之古，对于王学得解放。第二步，复汉唐之古，对程朱得解放。第三步，复西汉之古，对于许郑得解放。第四步，复先秦之古，对于一切传注得解放……今清学固衰落矣……乃势之必然，亦事之有益者也”。（十八）

清代学术的“解放”，只是对过去部分陋见与故纸的“解放”，更多的仍然还是“复古”。而“复古”，是新闻的绝对敌人。在19世纪以前，书斋学者为主流的中国智识阶层，当然也就没有能力创办出需要广阔视野和现世关怀的近代报刊。